王奶奶来了,穿着件黑棉袄,拄着拐杖,在屋里转了一圈,鼻子嗅了嗅,最后停在门口,闭着眼睛,嘴里念念有词,不知道说的啥,听着像老和尚念经。过了一会儿,她睁开眼,对我妈说:“是个老头,没坏心,就是太孤单,想找个伴儿。他觉得你家娃亲,跟他早逝的小孙子像,想带他玩玩。”
“那咋办啊?”我妈急得快哭了,眼圈红红的,“他总来,娃睡不好,我也快熬不住了。”
“烧点纸,跟他说清楚,娃还小,不能跟他走。”王奶奶从兜里掏出个红布包,里面是些米和茶叶,撒在门口,边撒边说,“再在门口挂把剪刀,开着刃的,他就不敢来了,剪刀能破邪。”
我妈照着做了。晚上,她在门口烧了纸钱,还买了些纸糊的小汽车、小火车,边烧边说:“大爷,我知道您孤单,可娃还小,您别惦记他了。我给您烧点钱,您自己买点好吃的,买点糖,找您小孙子去。别再来了……求求您了……”
火苗“腾”地起来,舔着纸人纸马,纸灰飞得很高,像一群黑蝴蝶。烧到一半,风突然变向,本来往西吹的,一下子转了向东,纸灰全吹到了罐头厂的方向,也就是那排白杨树的方向。
那天晚上,我没再醒。
可我妈还是不放心,把我送到了外婆家。外婆家在邻村,离罐头厂远,她自己在镇上找了个白天的活儿,在饭馆洗碗,离那排白杨树远远的。直到我爸回来,带着一身的水泥味和汗味,她才把我接回家。
我爸听了这事,气得脸红脖子粗,抓起院里的斧子就要去砍那棵树。“他娘的,死了都不安生,敢惦记我儿子!”他骂骂咧咧的,被我妈拦住了:“别惹事,咱离远点就好。他也挺可怜的……”
我记得那天风很大,吹得人睁不开眼。伐木工用油锯锯树,轰鸣声震得地面都在抖。别的树都很顺利,锯到一半就“轰隆”一声倒下,唯独中间那棵——有疤的那棵,油锯锯到树干一半就卡住了,锯齿“咔咔”响,冒出黑烟,愣是锯不动。伐木工骂了句脏话,换了把新锯条,又锯了半天,才听见“咔嚓”一声脆响,树慢慢歪倒,砸在地上,震起一片尘土。
树倒的时候,从树干里掉出些东西,黄澄澄的,像糖块,已经化了大半,黏糊糊的,沾在木屑上。还有些彩色的纸,被树汁浸透了,贴在木头里,是糖纸。红的、绿的、黄的,皱巴巴的,像被人揉过又小心地展开。
我妈再也没提过那件事,可她有个习惯,从不买蓝布衫,也不让我戴黑帽子。有次我爸在集市上看见个黑毡帽,挺好看,开玩笑说要给我买,我妈当场就发了脾气,把手里的菜篮子都摔了,眼圈红红的,半天说不出话。
去年过年回家,我跟我妈坐在炕头上嗑瓜子,电视里放着春晚,吵吵嚷嚷的。说起小时候的事,我突然想起那个戴黑帽子的爷爷,想起那些红的绿的糖纸。
“妈,我小时候说的那个爷爷,你还记得不?”我剥了个瓜子,递到我妈手里。
我妈手里的瓜子掉在炕上,滚到炕缝里。她愣了半天,才慢慢点点头,拿起炕上的抹布,无意识地擦着:“咋不记得?那时候吓死我了,天天夜里不敢睡,就盯着窗户。”
“后来我总觉得,他好像没坏心。”我说,“就是太孤单了,想找个小孩说说话。”
我妈叹了口气,眼神飘向窗外,好像能透过商品房的楼顶,看见当年那片白杨树:“厂长他爹就一个儿子,就是以前那个厂长,天天忙得脚不沾地,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看他。老太太走得早,他一个人住厂里的老房子,挺孤单的。听说他走那天,兜里还揣着块糖,橘子味的,说是早上在集市上买的,想等放学的小孩过来,给人家吃。”
我心里有点酸,像吃了没熟的橘子。原来他不是要拉我走,只是想把兜里的糖送出去,想有人陪他站一会儿,听他说句话。
“砍树的时候,我去看过。”我妈说,“那棵树的疤里,嵌着好多糖纸,红的绿的都有,估计是他以前给小孩糖,糖纸掉在那儿,被树一点点‘长’进去了。树汁把糖纸泡得软软的,像树在抱着那些糖纸睡。”
我想象着那画面:一棵老杨树,树干上有个疤,疤里藏着五颜六色的糖纸,像藏着一个个小小的秘密。风吹过的时候,树影晃啊晃,像个老人在笑。
今年春天,我回了趟老家,去了以前罐头厂的位置。“幸福家园”小区里种着新的树,不是白杨树,是银杏,叶子像小扇子,风一吹就沙沙响。小区门口有个卖糖画的老头,戴着顶蓝布帽,手里拿着个长勺子,在青石板上画孙悟空、画小兔子,旁边围着一群小孩,叽叽喳喳的。
我站在小区中间,突然想起那排白杨树,想起我妈骑着自行车,车铃“叮铃铃”地响,想起那个戴黑帽子的老头,手里捏着块糖,站在树下,等一个愿意跟他说话的小孩。他的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,贴在树干上,像和树融为了一体。
风一吹,银杏叶“沙沙”地响,像有人在笑。我好像看见地上有张红色的糖纸,被风吹着,慢慢往前滚,滚向小区的角落,停在一棵银杏树下。阳光照在糖纸上,反射出一点点光,像颗小小的星星。
我站在那儿,看了很久。
或许,他还在这儿,在新的树下,揣着块糖,等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小孩。等哪个小孩走过,他就把糖递过去,看着小孩笑,听小孩喊他一声“爷爷”,然后慢慢融进树影里,像从未出现过。
树还在,糖还在,等待也还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