诺贝尔奖后的第三个月。
我接到了一个电话。
号码是陌生的,归属地显示东南亚某国。
我没接。
电话锲而不舍地打了四次。第五次,小陈替我接了。
他挂断后,脸色很难看。
“谁?”
“林瑶的母亲。”
我端着茶杯的手顿了一下。
“她说什么?”
“说林瑶在曼谷,住院了。吃了两瓶安眠药,洗胃洗了三次。”
小陈把手机放在桌角。
“她求您救救她女儿。说瑶瑶从小没了父亲,她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,供她读到博士”
他没再往下说。
办公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。
窗外,北京的冬天已经过了最冷的那段日子。阳光透过落地窗照进来,暖洋洋的。
“订两张去曼谷的机票。”
小陈抬头看我,嘴巴动了动,最终什么也没问。
“好。”
曼谷。
医院的走廊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。
廉价的公立医院,墙皮都在掉。人挤人,连坐的地方都不够。
林瑶的母亲蹲在病房门口。
五十多岁的女人,头发已经全白了。穿一件洗得发灰的蓝色外套,脚上的布鞋沾着泥。
她看见我的那一刻,膝盖就软了。
“顾老师——”
她要跪。
我伸手拦住了她。
“不用这样。”